追溯起来，催眠术与许多事物有着相同的发展历程。一方面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早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就对它有所了解。或者说有了对它认识的萌芽。另一方面，对它的深入探讨与研究却只是现代的事情。下面我们就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人们对催眠术的认识历程。
 在古代社会，原始部落中的医生们或魔术师们就已对催眠术有所了解了。在当时，它被用于宗教和治疗的目的。而催眠能力亦被认为是一种超自然的魔力。在西方，进入中世纪后，由于魔术师与巫术士们的活动，催眠术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只不过，当它一方面在魔法外衣下大放光彩之时，它的形象也被固定为一种邪恶的力量。人们确信施催眠术的人是魔鬼的代言人，而被催眠者是受了魔法的蒙蔽。
 翻过漫长的历史书卷，进入现代。当人们对催眠术越来越淡化之时，一位名叫麦斯麦的医生重新把它置于人们的视野之下。可以说，现代催眠术的起源是与这位德国医生联系在一起的。
 麦斯麦（1734－1815），维也纳医生。1774年他发现可以通过用磁铁触摸病人的方法治疗一些疾病。后来他又发现，不用磁铁，通过直接触摸病人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根据治疗实践，他提出了动物磁学理论。他认为，人体中有一种液体，周流全身。一个人的健康就依赖于这种“动物磁液”在全体各部分中保持平衡。如果身体中一部分磁液过多或过少，就会生病。他又认为这种动物磁液可以任意支配，可以从一个体传到另一个体。这样，当人磁液不平衡时，就可以用通磁术使得此人的磁液恢复平衡，使病人的这种“普遍流质”达到和谐的程度，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他曾在巴黎用通磁术治疗大量病人并获得成功，从而赢得极高的声誉。但不久他的工作受到怀疑。结果当时的法国科学院介入此事。经过调查，科学院认为麦斯麦的动物磁液说是无法证实的，于是其观点被法国科学院宣称非科学而受到谴责与排斥。他被宣布为一个骗人的庸医，他的工作被认为是一些骗人的江湖把戏，他的理论被认为是伪科学。麦斯麦从名声与事业的顶峰被抛入了深渊中。在事隔2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此事，我们应该对此做出如何评价呢？现在一般认为他的动物磁学理论的解释是错误的。但他诱导出的催眠现象本身及起到的巨大治疗效果是真实的。而且正是通过他，催眠术这种古老的技术才重新被引入现代社会。这是他的功绩。那么对他本人我们又该下何种结论呢？我们看到一种观点是把他看作是行使骗人伎俩的小丑。另一种观点是把他看作是在科学探索道路上的先行者。他是犯了错误，但这是科学发展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错误。他对自己的治疗也经历了一个由疑到不疑，再到提出适当的解释的科学过程。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他还不可能提出或预见到更为合理的解释。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麦斯麦巨大的疗效来自于暗示。不过，在那时这个概念还根本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他还不可能用这种更为科学的概念来解释他的奇妙方法。因而他的错误与功绩就象伟大的亚里士多德那样：虽在科学方面曾犯下许许多多错误，但这些错误仍然不能掩盖他的伟大功绩。
 我们不打算再对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下什么结论，我们还是继续探寻催眠术的历史吧。
 当时的科学界麦斯麦的治疗术宣判了死刑，但由于其方式在治疗病人的有效，他仍然拥有大量的支持者。1784年，麦斯麦的一个学生皮伊塞居尔伯爵在用通磁术对一位年轻的牧羊人治疗时，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位病人竟然睡着了。不管皮作塞居尔如何喊叫，摇动，都无法让他醒过来。可过了一会儿后，在他命令年轻人站起来时，他竟真得站了起来，并开始走了几步，不过是闭着眼睛走路。睡眠虽然并没有离开他，但他却像一个完全的清醒者，做事敏捷。当皮试着与他说话时，这位农民的儿子在此状态下竟机智而清楚地回答着他的每一个问题。皮为这一新的意外事件兴奋不已。他又多次重复了这一试验，他发现通过磁疗可以让大批人处于此种清醒睡眠中。进一步，他发现，在睡眠状态下他对被催眠者发出的命令，会被催眠者恢复正常状态时执行。醒来却一无所知。皮伊塞居尔发现了催眠现象，但他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仍局限在麦斯麦的动物液体论上。
 这之后，催眠术在医学领域开始得到一些应用。如医生们用它来诱导肢体的麻木，以便进行一些外科手术。另外，医生们也用催眠办法来治疗一些精神错乱症。
 当人们一方面鉴于其有用而使用它，另一方面却因无法对之给出解释而陷入尴尬之中时，1841年，英国医生布雷德出版了一本书《神经催眠术》。在此书中他引进了现代的概念“催眠术”、“催眠者”等等。他在书中不但说明了催眠的真实性，还在理论上有了突破。他否认催眠是因一种神秘的活力流，或动物磁力的影响。他认为催眠现象的真实原因在于与视觉的固有联系的高度集中的缘故。即：催眠状态是过度注意的结果。这个学说通常叫做单念说。或者说：催眠状态是一种使注意力专注于一个观念的情境。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专注的观念常可实现于动作。他实行催眠时只叫受催眠者注视一玻璃水瓶塞，这亦可证明催眠的要务在注意集中。
 布雷德是催眠术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所以催眠术又叫做“布雷德术”。他同时还是自暗示术的先导者。在他的倡导下，对催眠术的解释转向了心理学领域。从此，对催眠术的研究开始多少步入了正轨。但围绕催眠术的性质及其功用等方面的争论一直继续着。在19世纪后半叶，最有名且最重要的争论是在巴黎学派与南锡学派之间进行的。
 巴黎学派的代表是法国有名的神经学家沙可。他认为催眠是有病的神经系统的产物，因而催眠现象具有不正常的生理基础。简单说，催眠现象都是病理性的。另外，沙可对催眠状态的几种生理变化进行了研究。他提出催眠常呈三种状态，而每个状态都各有其特征。第一为昏迷状态，其特征为四肢松懈，五官麻木，惟筋肉呈现过度感动性，第二为萎靡状态，其特征为缺乏筋肉过度感动性，病人肢体完全受催眠者支配。第三为睡行（梦游）状态，其特征为锐敏的暗示感受性，催眠者发任何命令，受催眠者都听命唯谨。沙可称全具这三种状态的为“大催眠状态”。最奇怪的是这三种状态都可以施用手术使他们呈现。如欲唤起第一状态，可轻闭眼皮；欲唤起第二状态，可将眼皮揭开；欲唤起第三状态，可轻按头顶。总之，巴黎派把催眠状态看作病征，由于精神病者多，由于暗示作用者少。南锡派极力反对此说。在他们看，凡催眠者不必尽具这三种状态，而具这三种状态时，也完全由于暗示，与精神病无关，尤其不是施用手术的结果。沙可所催眠的人是患精神病者，他们平时看惯了同院的病人在催眠状态中所发的种种生理上的变化，无形中已受了很深的暗示，所以医生用手合眼时，病人即预期曾经见过的昏迷状态发生；用手按摩头顶时，病人即预期曾经见过的睡行状态发生。总之，沙可的受催眠者都是曾经受过催眠训练的人，所以他的实验结果只足证明催眠的要素为暗示，而不能证明催眠为病态。（见朱光潜著《变态心理学派别》））
 南锡派与巴黎派不同，他们研究催眠术，偏重于心理的方面。此派的开山人物是李厄保。他也是第一个正式应用催眠于治疗术的人。其传人伯恩海姆被认为是此派的领袖。伯恩海姆相信所有的催眠现象，包括催眠术是由暗示所引起的完全正常的效应。伯恩海姆认为，催眠不一定都有沙可所描述的三种状态，即使有这三种状态，他们对其的解释也与沙可不同。在此派看来，这些状态完全是暗示作用的结果，也与病理无关。催成的睡眠与天然的睡眠，根本并无二致。睡眠中的暗示受感力特强，所以观念立即实现于动作。这几点是南锡派的基本信条，而这种信条所根据的实验结果具载于伯的《暗示治疗术》（1886）一书中。由于伯恩海姆发现一些人即便不入睡也可受暗示，所以他觉得把催眠术看作“催成的睡眠”这种看法太过窄了。因此他给出定义：增加暗示感受性的特殊心理情境之引起。
 对这两派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巴黎学派坚持精神病的机体病因说，强调催眠状态下的生理变化；而南锡学派则强调催眠状态中的心理变化，尤其强调指出催眠的要素为暗示。另一点就是巴黎学派认为催眠现象是精神病征，而南锡派认为90％以上的人都可受催眠，可见催眠现象是非病理性的。
 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最终南锡派获得了胜利。其心理学的解释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学说，这使许多人相信催眠仅仅是一个暗示的问题。
 南锡派后还有出现了新南锡派。此派代表人物是库维。他中年曾就学于李厄保。他在南锡开设药店，卖药而并施行催眠。在营业经验中，他发现两件可注意的事实。第一，他所催眠的病人真正入熟睡状态者仅1／10，而不入熟睡状态者也同样可受暗示。第二，他所卖的红所生效验有时并不由于药性本身而由于病人的心理作用。因此，他断定暗示不必定要催眠，也不必定要有催眠者。他于是抛开催眠术而代以自暗示。但库维只是推行自暗示的方法而未曾阐明自暗示的学理。阐明自暗示学理的人为鲍都文。他的《暗示与自暗示》一书就是给库维治疗法树一个心理学的基础。新旧南锡派都着重暗示，此其同。在对暗示的解释上两者不同，此为异。在旧南锡派看来，催眠的人是必要的，但在新南锡派看来呢，人人都可向自己实行暗示，因此施行催眠的人不再是必要的了。用朱光潜先生的话说：“暗示的要点在使观念变为动作，至于谁把这观念引到心里去实无关宏旨；好比栽花意在结果，栽的人为自己也好，为园丁也好，结果总是一样。”在此情况下，鲍都文把施者与受者的关系完全丢开，而专论暗示本身的特性。他说，暗示是“观念之潜意识的实现”。
 按这条路走下去，催眠术的研究被转向了暗示，又进一步转向了自暗示。当对暗示在催眠现象中的重要性凸显之时，对催眠本身的兴趣反而变淡了。暗示终于“鸠占鹊巢”，成了主角。当然这只是说在新旧南锡派研究中发生的事情。在这一时期，还可以简单提到弗洛伊德对催眠术的研究。
 弗洛伊德先是受教于沙可。而后又曾专程到南锡接受了伯恩海姆与李厄保在催眠术方面的教导。可以说他是接受了这两派催眠术的影响。弗洛伊德对催眠法的了解是逐渐深入的。早在学生时代弗洛伊德就通过观察磁术家的公开表演而对催眠现象留下了印象，并对催眠术有了初步的了解。在与好友布洛伊尔交流安娜病例时，他也接触到了催眠法。
 1885年，他到巴黎向沙可学习。夏尔科当时是著名的神经病理学专家，还是萨佩特里尔医院的院长。除开其它的方面以外，夏尔科还是歇斯底里现象的发现者。他还是一位技术高超的催眠师，他能在催眠状态下借助话语消除歇斯底里症状。
 从巴黎回国后，1886年，弗洛伊德开设私人诊所。但起初，他使用的仍是当时流行的电疗法。1887年在不放弃电疗法的情况下开始使用了催眠法。在实践中，他发现传统的电疗法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他认为，早先由德国最著名的神经病学权威耳伯（W·Erb）所倡导的电疗法，有很多毛病。从1887年12月开始，弗洛伊德更集中地使用催眠疗法。
 为了介绍催眠法和暗示法，弗洛伊德在1888年就已把伯恩海姆的有关暗示及其治疗效果的两大本巨著的第一卷翻译成德文。弗洛伊德还写了详细的序文。伯恩海姆的这本书叫做《催眠法、暗示与精神病治疗法》。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还在《维也纳医学周刊》上发表了该书的详细摘要。弗洛伊德在该书第一卷序文中，还详细探讨了南锡学派与巴黎学派之间的分歧意见。弗洛伊德倾向于认为，催眠法主要是心理方面的，而不是生理方面的，尽管其中包含着神经与肌肉的过度兴奋状态。
 为了进一步研究催眠术及其治疗机制，弗洛伊德于1889年夏，带着一位病人到法国南锡，向那里的催眠术大师们求教。这次南锡之行，李厄保和伯恩海姆作的催眠实验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弗洛伊德从亲眼所见的令人惊异的实验中受益匪浅、深受启迪。
 不过，弗洛伊德带到南锡去的病人的病情并没有被治疗好。伯恩海姆几次催眠疗法治疗，效果都不好。
 在随后的治疗实践和研究中，弗洛伊德认识到催眠术对于治疗神经病有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病人不容易被催眠。二是通过催眠治疗病人，有时一种症状消失了，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症状。就是说催眠法往往不能使病症根除。
 就这样，曾经依赖于催眠术治疗歇斯底里病症的弗洛伊德随着对催眠术的局限性的认识，慢慢地步入了新的研究轨道。弗洛伊德曾说，真正的精神分析，开始于放弃催眠术。放弃了催眠术，弗洛伊德继续实践、探索、思考，最终总结出了一些新的医疗方法。但这种放弃并非完全否定，而应看作是一种超越，是对催眠术的扬弃。在日后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并没有忘记催眠术给他的深刻启示。
 正是催眠术试验，使弗洛伊德确信：人实际上是知道一些为他本人开始以为并不知道的东西的。如果用弗洛伊德后来的术语就可以说：人在意识下并不清楚的事，却仍为此人所知，只不过是为此人的潜意识所知罢了。所以当我们想知道那些为我们意识所不了解的事情时，就需要用合适的方法深入潜意识，或者用某种方法把潜意识中的东西引发出来。这就是弗洛伊德后来精神分析法的实质。
 弗洛伊德还把这一重要结论用于释梦。在释梦时，他总要向梦者询问梦的意义。弗洛伊德相信：梦者其实应当能为我们解释他自己的梦。虽然，梦者常会说自己对于自己的梦一无所知。但是：梦者确实明白自己的梦的意义；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明白，就以为自己一无所知罢了。
 弗洛伊德正是从催眠现象的研究中获得了这一证据。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是如何依赖于催眠术的。
 正如他在《自传》中写道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得知在人类的意识后面，还可能隐藏着另一种极为强而有力的心智过程。”
 可以说，通过催眠术的应用，弗洛伊德发现在人的意识背后，还深藏着另一种极其有力的心智过程——“潜意识”。后来，他发掘这种潜意识，并加以分析，最后导致了他的精神分析学整个科学体系的建立。就是说催眠疗法为“潜意识”的发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它为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诞生提供了一方的动力来源。催眠术对弗洛伊德的重要性还有另一方面。正是这些零星的催眠试验（尤其是催眠之后的种种迹象和暗示）令人信服地为证明了无意识心理的存在和它的活动方式，以至于在多年后，弗洛伊德为了论证无意识心理的存在时，还要提出催眠试验作为自己的有力证据。由此可知，催眠术不但促使弗洛伊德发现了潜意识理论，而且还成为对其潜意识理论的有力证明。
 在对弗洛伊德与催眠术进行过介绍后，不难发现弗洛伊德虽曾深受催眠术之影响，但他不久后就由催眠术转向了他的精神分析，他对催眠术本身的理论并没有做出多少贡献。
 总的说来，在十九世纪催眠术曾作为学术界与医生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但进入二十世纪后的前三十年间，对此的研究被冷落下去了。它在治疗精神病方面受到了一些重视与应用，并取得了一些成功。相对而言，在一战期间，这种治疗方法还只受到少数人的重视，但到了二战期间，它已受到了广泛的注意。但是随着麻醉药物的出现，利用催眠麻醉显得是多余的了。这也使得医生们放弃催眠术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医学、心理学界，当人们对催眠术的兴趣减退之时，大众的热情却日渐高涨。剧作家与娱乐场所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这种现象，一时间，催眠术成为夜总会和演出界感兴趣的勾当。催眠术被滥用了。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情况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实验心理学家作为一支新的生力军加入到对催眠术的研究行列中来了。
 事情的转机是从1933年一本《催眠术和暗示》的书的出版开始的。书的作者是心理学家克拉克·L·赫尔。在这部经典著作中作者不仅给暗示和催眠的诸多方面投去希望之光，并且也大大清除了人们对于催眠的陈腐观念。但是最重要的是，此书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说明了催眠术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合适的课题。赫尔此书为催眠术走出传统进入受人重视的阶段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它的出版使得美国成了科学的催眠术的研究中心。
 1949年后，催眠术研究有效地开展起来了，研究人员和实践工作者开始成立了临床和实验催眠术学会。英国、美国医学催眠家协会陆续建立，并出版了各自的科学杂志。而且，这种有关催眠术的研究已经不再受到科学界的歧视，英国医学协会和美国医学协会正式承认了这种研究。正是实验心理学家们的介入，使得对催眠术的研究与探索步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可以说，实验心理学家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带来一场彻底革命。正是通过试验，人们对催眠的认识发生了许多改变。可以说，实验心理学家们的努力，加深了人们对催眠的认识。而以前一切旧的有关催眠术的观念受到了强有力的质疑。如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催眠是睡眠的一种形式，而且催眠是由暗示睡眠来诱发的。但是实验表明催眠与睡眠有着巨大的差别。再如，以前有观点认为在催眠状态下，被催眠者不会做出伤害自己与别人的事情。但有试验表明：被深度催眠的人毫无理智地把自己置身于危险情境之中。被深度催眠的人会做出对他人危险的行为。对此可做如下解释，催眠者会诱导被试放弃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如果此结论成立，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实际应用中，只能允许那些专业心理学家和熟练掌握催眠技术的人应用深度催眠。即便现在对此还无法做出最终结论，但至少被催眠的人不会作出违背自己想法的行为的观点需要进行再检验。
  　催眠术研究的意义
 学术的意义：催眠术常常用于试验的目的和大学中变态心理学课程中的讲解内容。在实验条件下，许多变态心理，如健忘、幻觉、感觉过敏和麻木等都可以得到说明。
 科学价值：可以用催眠来研究意识和无意识行为，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意识和人格的作用，而且还可以用于确定一个人的创造性才能等特殊目的。心理学家们出示简单的图案，告诉被试按图样讲述一个故事，就可以确定他有多少创造性才华和揭示其内在的潜力。
 治疗学上的意义：可分三种情况。其一：用催眠术于麻醉。相对无痛分娩可以由催眠疗法取得。其二：长期以来，催眠术被用于治疗或矫正心理和器质性的病态。方法是使病人在催眠状态下解除病痛。现在的催眠疗法有两种类型：发现病人遗忘了的对人格有害的经验材料；治疗出现了的症状。前者要追溯到病人的童年；后者要处理受治疗者最近受到的有害经历。催眠疗法尤其在治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身心疾病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病常发生于一般的群体，被称为战争精神病或弹震症。治疗这类病最常用的是发泄法，用药物或心理学方法把病人催眠，要他再度体验他的战争经历，以便消除这些经历对他的压力。另外，用催眠成功治愈许多器质性或心身疾病。如：神经痛、惊恐症、面部痉挛、神经性消化不良、气喘病、风湿病、头痛、疣、晕船、遗尿、坐骨神经病、皮肤痛、呕吐、厌食症等；还有一些常见的精神病：舞台惊恐症、口吃和结舌症、药物癖、失眠症、过度吸烟，疑病性神经症、恐怖症、躁狂症、性欲变态和健忘症等。
 但催眠术的使用也经常受到激烈的反对。有反对者认为使用催眠术会伤害或削弱人的意志。更多的反对者相信被催眠者会在因受催眠而做出不道德甚至违法的事情。
    结论：催眠术作为一种奇怪的而令人迷惑的现象，在许多问题上人们尚无法达成一致看法。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不同的解释理论：动物磁学理论、睡眠理论、暗示理论、精神病理论、精神分裂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目标指示理论等形形色色的理论。这些理论从认为催眠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到认为催眠是一个人按自己知道的规则来活动的游戏，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不幸的人它们都是有争议的理论，统一的理论到今尚未形成。在建立一个合理的理论之前，还需要心理学家进行大量的试验。另外，在是否以及如何应用催眠术方面，人们也还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