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17岁，在西藏雪域的高原部队当卫生兵，具体工作是做化验员。  
       雪山上的条件很差，没有电，许多医学仪器都不能用。化验血的时候，只有凭着眼睛和手做试验，既辛苦，也不易准确。 

    　一天，一个小战士拿了一张化验单找我，要求做一项很特别的检查。医生怀疑他得了一种很古怪的病，这个试验可以最后确诊。 

    　试验的做法是：先把病人的血抽出来，快速分离出血清。然后在56摄氏度的情形下，加温30分钟。再用这种血清做试验，就可以得出结果来了。 

    　我去找开化验单的医生，说，这个试验我做不了。 

    　医生问：为什么？ 

    　我说，你想啊，整整半个小时，要求56摄氏度分毫不差。要是有电暖箱，当然简单了。机器的指针旋钮一应俱全，把温度和时间定死，一按电钮，就开始加温。时间到，红色指示灯就亮了，大功告成。但是没有电，你就抓瞎没办法。我又不能像个老母鸡似的把血标本揣在身上加温。就算我乐意干，人的体温也不到56摄氏度啊。 

    　医生说，化验员，想想办法吧。要是没有这个化验的结果，一切治疗都是盲人摸象。 

    　我是一个好心加耳朵软的女孩。听了医生的话，本着对病人负责的精神，仔细琢磨了半天，想出一个笨法子，就答应了医生的请求。 

    　那个战士的胳膊比红蓝铅笔粗不了多少，抽血的时候面色惨白，好像是把他的骨髓吸出来了。 

    　前面的步骤都很顺利，我开始对血清加热。 

    　我点燃一盏古老的印度油灯，青烟缭绕如丝，好像有童话从雪亮的玻璃罩子里飘出。柔和的茄蓝色火焰吐出稀薄的热度，将高原严寒的空气炙出些微的温暖。我特意做了一个铁架子，支在油灯的上方。架子上安放一只盛水的烧杯，杯里斜插一根水温计，红色的汞柱好像一条冬眠的小蛇，随着水温的渐渐升高而舒展身躯。 

    　当烧杯水温到达56摄氏度的时候，我手疾眼快地把盛着血清的试管放入水中，然后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温度计。当温度升高的时候，就把油灯向铁架子的边缘移动。当水温略有下降的趋势，就把火焰向烧杯的中心移去，像一个烘烤面包的大师傅，精心保持着血清温度的恒定…… 

    　说实话，这个活儿真是乏味透顶。凝然不动的玻璃器皿，枯燥单调的搬移油灯，好像和一个3岁小孩下棋，你既不能赢又不能输，只能像木偶一样机械动作…… 

    　时间艰难地在油灯的移动中前进，大约到了第28分钟的时间，一个好朋友推门进了化验室。她看我目光炯炯的样子，大叫了一声说：你不是在闹鬼吧，大白天点了一盏油灯！ 

    　我瞪了她一眼说，我是在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正像孵小鸡一样地给血清加温呢！ 

    　她说，什么血清？血清在哪里？ 

    　我说，血清就在烧杯里啊。 

    　我用目光引导着她去看我的发明创造。当我注视到水银计的时候，看到红线已经膨胀到70摄氏度的范畴，劈手捞出血清试管。就在我说这一句话的工夫，原本像澄清茶水一般流动的血清，已经在热力的作用下，凝固得像一块古旧的琥珀。 

    　完了！血清已像鸡蛋一样被我煮熟，标本作废，再也无法完成试验。 

    　我恨不得将油灯打得粉碎。但是油灯粉身碎骨也于事无补，我不该在关键的时刻信马由缰。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办？空白化验单像一张问询的苦脸，我不知填上怎样的答案。 

    　最好的办法是找病人再抽上一管鲜血，一切让我们重新开始。但是病人惜血如命，我如何向他解释理由？就说我的工作失误了吗？那是多么没有面子的事情！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化验员，这不是自己抹黑吗？ 

    　想啊想，我终于设计出了如何对病人说。 

    　我把那个小个子兵叫来，由于对疾病的恐惧，他如惊弓之鸟战战兢兢。 

    　我不看他的脸，压抑着自己的心跳，用一个17岁女孩可以装出的最大严肃对他说：我已经检查了你的血，可能…… 

    　他的脸刷地变成霜地，颤抖着嗓音问，我的血是不是有问题？我是不是得了重病？ 

    　等待检查结果的病人都如履薄冰。我虽然年轻，也很懂得利用这种心理。 

    　这个……你知道像这样的检查，应该是很慎重的，单凭一次结果很难下最后的结论…… 

    　说完这句话，我故意长时间地沉吟着，一副模棱两可的样子，让他在恐惧的炭火中慢慢煎熬。直到相信自己已罹患重疾。 

    　他瘦弱的头颅点得像啄木鸟，说，我给您添了麻烦，可是得了这样的病，没办法…… 

    　我说，我不怕麻烦，只是本着对你负责，对你的病负责，还要为你复查一遍，结果才更可靠。 

    　他苍白的脸立刻充满血液，眼里闪出星星点点的水斑。他说，化验员，真是太谢谢啦，想不到你这样年轻，心地这样好，想得这么周到。 

    　小个子兵说着，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撸起袖子，露出细细的臂膀，让我再次抽他的血。 

    　我心里窃笑着，脸上还作出不情愿的样子，很矜持地用针头扎进他的血管。这一回，为了保险，我特意抽了满满的两大管鲜血，以防万一。 

    　古老的油灯又一次青烟缭绕，我自始至终都不敢大意，终于取得了结果。 

    　他的血清呈阴性反应。也就是说--他没有病。 

    　再次见到小个子兵的时候，他对我千恩万谢。他说，化验员啊，你可真是认真啊。那一次通知我复查，我想一定是我有病，吓死我了。这几天，我思前想后，把一辈子的事想过了一遍。幸亏又查了两次，证明我没病。你为病人真是不怕辛苦啊！ 

    　我抿着嘴不吭声。 

    　后来领导和同志们知道了这件事，都夸我工作认真并谦虚谨慎。 

    　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为自己当时的灵动机智而得意。 

    　我的年纪渐长，青春离我远去。机体像奔跑过久的拖拉机，开始穿越病魔布下的沼泽。有一天，当我也面临重病的笼罩，我对最后的化验结果望穿秋水的时候，我才懂得了自己当年的残忍。我对医生的一颦一笑察言观色，我千百次地咀嚼护士无意的话语。我明白了当人们忐忑在生死的边缘时，心灵是多么的脆弱。 

    　为了掩盖自己一个小小的过失，不惜粗暴地弹拨病人弓弦般紧张的神经，我感到深深的懊悔。 

    　假如今天我出了这样的疏忽，我会充满歉意地对小个子兵说，对不起，因为我的粗心，那个试验做坏了。现在我来重新做。 

    　我想他也许会发脾气的，斥责我的不负责任。按照四川人的火爆脾气，大骂几句也有可能。我会安静地倾听他的愤怒，直到他心平气和的那一瞬。我相信他还会撸起袖子，让我从他比红蓝铅笔粗不了多少的胳膊上抽血……也许他会对别人说我是一个蹩脚的化验员，我会微笑着不做任何解释。 

    　我们可以吓唬别人，但不可吓唬病人。当我们患病的时候，精神是一片深秋的旷野。无论多么轻微的寒风，都会引起萧萧黄叶的凋零。 

    　让我们像呵护水晶一样呵护病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