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悲剧之后，我们能看到更多潜藏的危险
对她的描述，只能通过每个人的回忆来完成。
5月6日下午3点，首师大中文系七八个77届的毕业生围坐在一起。他们嗑着瓜子，说着历史、现在以及我们都老了的话。记录着逝去的刘可、逝去的大学时光的黑白相片，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长大的孩子夹坐在大人中间，对这一切似懂非懂。
3月30日，刘可从10层楼上纵身飞下。她走了。
47岁。首师大中文系的副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长年聘请的客座教授。1999年的秋季，她刚从香港学术交流回来。
一个两度离婚的单身女性，刚刚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人们在她的追悼会上面面相觑。
近一年，由同寝室、同一小组的同学们拖家带口组成的聚会上，刘可的孤单显而易见，但她从不拒绝参加。这一次，她却成为话题，让人无法回避。
家庭
精神分析家喜欢追根溯源，从一个人的童年寻找不幸的阴影。
刘可的童年曾经很幸福。她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北大数学系毕业的父亲与在北医大做护士的母亲一见钟情，生下了她、弟弟、妹妹。如果不是父亲1958年被划成右派，聪明、乖巧的刘可应该是在小学校里中队长、大队长一路当下来。但生活因此急转直下。
1967年，刘可的母亲查出胃癌，一年后去世。去世前，母亲拉着刘可的手，说：“小弟和你爸就交给你了。”
1969年，16岁的刘可被分配进汽车配件厂当工人。她带着弟弟和奶奶住在一起。由于条件艰苦，妹妹被送到姨家抚养。
1976年，父亲平反，妹妹也被接了回来。作为老大的刘可，会因妹妹多吃了一口没让着弟弟而跟妹妹质气。在这个家里，奶奶重男轻女。
1977年，刘可考上北京师范学院--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她不胜遗憾。对于父亲的家族来说--一系列毕业自北大的高知家庭，没考上北大就不叫上了大学。直到死前，她还有到北大进修读研的打算。
奶奶在刘可上大学时去世。
平反后的父亲在家成天成天地抽烟。后来他成为北京理工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再次结婚，在即将提任副校长的时候也发现了癌症。
刘可一直用一种严肃而正统的态度完成学业。“大学期间大家只要完成学业就行了，刘可要求自己各科都要强，成绩表上，除了外国文学是良，恨不得其他都是优。”“特认真，争三好当先进，特把社会的标准当回事，不像我们。”这种作风持续了她整个一生。
而这是父亲的教育结果。在刘可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搬家。她和父亲抬着点着的炉子走了一千来米，刘可的手被烫得受不了，想停停，父亲却严厉地说：“你的意志力怎么这么差，这么点苦都受不了，将来怎么到社会上奋斗呢？”
家庭
刘可大学毕业三四年后才组成自己的家庭。这之前，还发生了一些事。
毕业分配的时候，刘可一直以为自己能够留校，但她被分去中学当老师。她在毕业前后交往的男友(北大的学生)也提出分手，理由是刘可不会玩，性格很压抑。
同寝室的女生还记得毕业时的一场牌局，刘可打着打着牌，突然一撤手，把一把牌摔在桌上，嘴里激动地说了很多话，大意是谁谁谁害得她留不了校。
留校的挫折和初恋的失败，给刘可的精神留下很大的刺激。那时，她在家整天只是哭，不说话、不吃饭。
父亲和继母商量着，把她送往安定医院。
精神病院里的治疗不仅给刘可留下了痛苦的记忆--电激，从此也让她的一生背负上了“精神病人”的标签。
刘可出院不久，父亲就查出了癌病，很快辞世。
很快弟弟结婚。因为房子，姐弟失和。
刘可非常渴望有自己的家。她隐瞒了自己住过精神病院的事情，找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工程师。他个子还没她高，和一个老母亲住在赵登禹路的一间平房里。
这段婚姻维持了一年半。
到过刘可家里的同学记得，到婚姻后期，房内的墙上有些坑洼的洞，很多柜子上都挂着锁，拿个黄瓜、拿把菜刀都要用哗啦啦的一堆钥匙，据说不上锁，这些东西随时可能成为打架的武器，墙上的那些洞就是记录。“刘可的前夫对她很好，但刘可的性格很敏感，特别容易受伤。她调回首师大后，就更下定决心要离婚了。” “刘可要喜欢一个人，会觉得人家什么都好，什么都付出；看不上人家后，就走极端，把人贬得一无是处。”
家庭
离婚后的刘可住在集体宿舍。她患有子宫肌瘤，失血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床上还要挣扎起来给自己做口饭吃。没有家人来帮她。
1991年前后，学校又把刘可送入精神病院住了两个月。一到探视时间，刘可就坐在窗前看大门口。没有人来看她。
逢年过节，是刘可最害怕的时候。她不知道该去哪儿。
有几个心地良善的朋友一直关心着她。有时候，刘可会在很晚打个电话过来，说自己很害怕，一定要5分钟之内赶到，否则……
经常在她身边的朋友都认为，刘可精神其实很正常，她只是太缺乏爱了，“她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只要有人陪她说说话，就会好起来。”她只是思维方式跟整个社会不合拍，但她没有精神疾病。她学问做得挺好的。”
有个医生的建议一直被刘可奉为神明：“你的问题，就是有个爱，成个家，一切就都好了。”
依据这条建议，一切没有结婚打算的男人，都在刘可拒绝之列。她上婚介所，她去参加舞会，她托同学们留意，见得男人越多，背后的流言也渐起。
离婚证书上那条有精神病史的记录，成为刘可的一个心病。每一次面临一个可能的机会，刘可都要被这个问题折磨，她不断地请教好友，“到底是先告诉人家我有过精神病呢，还是等人家接受我了再说？”1994年刘可遇到了李魏明。两人同居，并做了婚检。刘可鼓足勇气请人将离婚证上的记录抹去，补上了别的字，但这件事还是露出破绽。那个时候，李魏明是个没有挣到钱的穷包工头。两个人身份地位的不协调，使得这段姻缘无疾而终。
1998年9月刘可认识了一个得肝病的离异工程师，她悉心地照顾他，一个多月后与他结婚。又一个多月后，此人知道了刘可的精神病史，迅速与她办了离婚。
2000年3月30日之前的刘可遇到了什么？据她所住楼栋的电梯工说，前天晚上，她哭着上电梯，嘴里自言自语：“这下我没法开口说话了。”据悉，首师大中文系是该校改革的试点，只有本科学历的刘可面临着很多年轻的研究生、博士生的竞争。
附文：心理异常向谁求救
关于刘可，记者的了解支离破碎。然而，有一件事情一直让人无法释怀。我们可以有一种假设，如果十几年前，刘可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她的命运是不是会好一点？
一个心理出现异常的人，究竟该向谁求助？恐怕现时的专家们也争吵不休。搞心理治疗的强调改变人对社会的认知态度；搞精神病学的人强调借助化学药物等手段从病人的躯体器质入手，调节病人的状态。遗憾的是，学心理学的人在面对求助者的倾诉时，如果缺乏疾病和异常的辨别力，会贻误治疗时机；而只见病不见人的精神病科大夫们，其粗暴、简单的方式，却只会让那些弱者获得更加负面的心理暗示。
更何况我们的社会对心理异常者如此不宽容。
刘可在自杀前去北医六院看过神经症的专家门诊。那次回来，她对朋友说，大夫说她没有精神病，应该去看心理咨询。记者就此事询问她所就诊的专家，他语气厌烦地说，刘可就是有病，没人帮得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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