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的科学研究
早前,已有科学家发现,进入催眠状态的大脑或许存在独特的活跃模式(Gruzelier, 2006)。
2011年,在PLoS ONE期刊上登载的一份眼动追踪研究,进一步昭示了催眠状态存在的可能性(Kallio et al., 2011)。与清醒的控制组相比,进入催眠状态的被试显示出独特的眼动轨迹和瞳孔反应(图4)。在这种被称为恍惚凝视(trance stare)的情况下,被试的眼动模式表现为眨眼频率下降、瞳孔缩小,以及在实验任务中明显缩短的眼动距离。有趣的是,清醒状态的控制组被试无法模仿这一模式。
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得知催眠的具体感受,但可以肯定,被催眠者处在一种独特的意识状态中。
近两年,陆续还有实验显示,在催眠状态下的被试或许可以对时间、色彩、视觉、痛觉等方面的感知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脑成像利用脑电图(EEG)、功能性磁共振(MRI)、断层扫描(PET)等方法,对催眠状态下的大脑活动取得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肯定(Fingelkurts et al., 2007; Dienes & Hutton, 2013)。
具体地说,较之清醒的控制组,被试对时间的感知会明显缩短,也就是说,对于被催眠者,主观时间流逝感觉更快;同样的客观时间片段,对于清醒者而言更长(Noreika et al., 2012)。这或许意味着在催眠的状态下,“山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并非不可能。在《盗梦空间》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设定,即越深的梦境中时间主观流失得越慢,这也就意味着主角一行人达成任务的时间越有限。
2013年Koivisto等人进行的个案研究表明,在快速连续视觉呈现任务中,催眠暗示能够改变某些被试所见到的目标图案颜色(例如,“所有三角形都是蓝色的”);这一改变伴随着脑电波中显著提升的贝塔波振荡;当实验人员要求被试在清醒时模仿这一行为时,脑电波没有出现相应的高频振荡。此外,被试并不记得暗示的内容,这或许可以排除被试刻意按照实验人员暗示来反应的可能性(Koivisto et al., 2013)。
类似的研究还包括视觉改变。
在一项研究(Schmidt et al., 2017)中,催眠状态下的被试被告知面前的屏幕被一块木板所覆盖。当然,他们仍然能够清晰地看见屏幕(图5)。同时,他们被要求完成一项视觉畸变任务(visual oddball task)。
在这项任务中,被试需要累加正方形图案出现的次数(占所有图像出现次数的10%),并在任务结束时报告这个数字。与清醒状态下的表现相比,被试在催眠状态下的正确率减少了20%。同时,脑电图显示,P3b信号,也就是当看见占少数比例图像出现时的大脑活动指标减弱时,被试正确率下降;减弱幅度最大的人群计算正确率的下降的幅度也最大。有趣的是,初级视觉处理的脑区活动并没有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催眠下的暗示确实改变了人们的高级认知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Schmidt等人的实验再次肯定了Kallio团队的发现,即在催眠状态下,眨眼频率显著减少。催眠是一种极有可能存在的意识状态。
催眠对于痛觉知觉(图7)的影响,是同类研究中时间较长、临床影响较大的一个主题(Lanfranco et al., 2014)。
早在2004年,Derbyshire团队就发现,催眠能够在没有相应外在刺激的情况下促发痛觉。这个实验中,功能性磁共振用于呈现被试大脑中的痛觉矩阵,即与痛觉相关的各个脑区组成的神经网络。结果发现,在催眠暗示下,痛觉矩阵的活跃程度比当被试想象某种疼痛时更强烈。反过来,催眠暗示也能够减轻痛觉感知,其生理机制是通过激活大脑前扣带回(ACC)和右侧纹状体外皮层活动(Faymonville et al., 2000)来实现。
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已经在临床上有所应用,包括减轻幻肢疼痛(Mack et al., 2013)、慢性癌痛(Sohl et al., 2010)以及手术过程中缓解疼痛等(Facco et al.,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