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心理学的释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人类的占梦活动却有极为久远的历史。古今中外的各种占梦的理论及方法多如牛毛。

　　从心理学分析，占梦活动应该是古人类的极为重要的活现代人的生活中，逻辑思维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原始人那里，这种逻辑思维还未形成，或至多有一点简单的萌芽，那么，原始人靠什么来决定行为呢？他们所具有的只有形象思维，只有象征，而梦又是人最主要的象征活动，所以梦在原始人那里的作用就如同思维在现代人这里的作用一样巨大。占梦的作用就如同现代人进行逻辑推理。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占梦的记载，据刘文英先生总结，根据现有文献，提到占梦最早的人物是黄帝。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醒后黄帝自我分析：“风为号令，执政者也；

　　垢去土，后在也。天下岂有性风名后者哉？夫千钧之弩，异力者也；驱羊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风后，力牧两位名臣。

　　这个记载故事非常清楚，但其内容则妄不可信。黄帝的时代，尚无文字，怎么还能运用析文解字来占梦？即使有文字，也不会是汉魏时期的隶书，而应该比甲骨文字还要早的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用析文解字来占梦根本不可能。但是，参照国内外许多原始民族的情况，如果说黄帝的时代已经出现占梦，那倒完全有此可能。

　　黄帝和尧舜禹时代的梦与占梦活动，都系远古的传说，只能供研究参考。在中国历史上，从殷人开始，梦和占梦才有了可靠的记载。殷人的甲骨文字中，已经出现了比较规范的“梦”字。甲骨卜辞中有关殷王占梦的记载也很多。而且殷王总是问，其梦有祸没有祸，其梦有灾没有灾。这说明，殷王对其梦的吉凶非常关心，也说明，占梦在殷王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根据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的归纳，殷王在卜辞中所占问的梦景或梦象，有人物、有鬼怪、有天象、有走兽，还有田猎、祭祀等等。在人物当中，既有殷王身旁的妻、妾、史官，又有死去的先祖、先批。在大象当中，既占问过下雨，又占问过天晴。在走兽当中提到牛和死虎。其中要数鬼梦最多。

　　同怕鬼的心理相联系，殷王占梦似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著眼于梦的消极方面。因为殷王凡遇鬼梦总是问有没有祸乱、有没有灾孽。其他梦景、梦象，一般也是这样占问。

　　“有没有喜幸”的占问，从未见过一例。大概由于这个缘故，殷王尽管无事不占，占梦在整个占卜中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

　　根据许多古籍的记载，殷高宗梦傅说的故事，流传很广。据说殷高宗（武丁）梦见上帝赐给他一位良臣，来辅佐他主持国政。他根据梦中这个人的形象，到处寻找。结果在傅岩之野发现一位奴隶，名说，很象。于是便把他立为国相。

　　《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也有类似记载，基本情节相同。这个故事和卜辞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强调高宗德行高尚，感动了神明、感动了上帝，所以神灵给他托梦。

　　在我们今天看来，此梦很可能是武丁为了破格用人而出于杜撰。但是，就算是杜撰此梦，利用神道，为使人们相信就不能随意胡编，而必须利用已憎爱分明的传统的观念。我们著重想要指出的是，殷人不但认为鬼魂能够通梦，而且认为上帝也能通引人梦，而且梦境、梦景和梦象，都是神意的表现。

　　周人灭殷之前，梦的传说和占梦活动也极为频繁。据说，周文王和周武王事前都做过不少吉梦，预兆著大命周人代殷。

　　《帝王世纪》曰：文王曾梦“日月著其身”。日月，帝王之象征，显然是说文王受命于天。

　　《尚书·太誓中》还记载著武王伐纣时的明誓之言：“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戍商必克。”武王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梦，《太誓》没有讲。据《墨子·非攻下》说：“武王践昨，梦见三神曰：予既沉渍殷纣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勘之。武王乃攻。”

　　以上诸梦，明显地都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和政治目的，不可避免地包含著虚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占梦在周人政治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周王对梦的态度，似比殷王更为虔敬。凡有关政事，必召太子。而占梦则需在神圣的明堂。占为吉梦，更要向上帝神明膜拜，以感谢上大的保佑。

　　在周人灭殷的过程中，姜大公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象武丁梦得傅说一样，关于姜大公也有很多梦的传说。据纬书《尚书中候》说，大公未遇文王时，曾钓鱼于溪，夜梦北斗辅星告诉人以“伐纣之意”。那姜大公就应当是天神派遣的辅臣了。《庄子·田子方》又说，文王梦见一位“良人”告诉他：“寓政于臧丈人，庶儿民有廖乎！”这位“良人”不同凡俗，当属神人；“臧丈人”即在臧地钓鱼的渔夫，实指姜大公。

　　《博物志）还有所谓“海妇之梦”，据说太公为灌坛令时，文王夜梦一个妇人当道哭，日：“吾为东海女，嫁为西海童。今灌坛令当道，为我行。我行和有大风雨，而大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雨过。”东海女当为龙王女。龙王女遇姜大公都害怕，足见其神威。这些梦当然也可能有后人的虚构，但用梦来神化周初这位名臣，当时完全是可能的。

　　从《周礼》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周人在占梦时把梦分为六类：“一日正梦，二日噩梦，三日思梦，四曰寐梦，五日喜梦，六日惧梦。”“六梦”之中有“惧”亦有“喜”，这说明周人对梦的心理和殷人单纯的惧怕颇不相同。

　　从《左传》一书中，人们可看到，各国诸侯在春秋时期的历史舞台上表演得相当充分。他们无论遇到战事还是进行祭祀，都爱疑神疑鬼，因而他们对梦的态度大多非常认真。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卫卿孔成子梦见卫国的先祖康叔对他说：立元为国君。史朝也梦见康叔对他说：我将命令苟和国来辅佐元。由于两人之梦相合，卫襄公死后，孔成子即把元立为国君，他就是卫灵公。昭公十七年还记载，韩宣子曾梦见晋文公拉著荀吴，而把陆泞交付给他，所以他决定让荀吴领兵挂帅。苟吴灭了陆浑之后，他特地把俘虏奉献在晋文公的庙里。在这两个记载中，孔成子之立国君和韩宣子之命统帅，也都把梦作为他们的根据。他们同样认为，康叔在梦中说的话，也就是祖先的命令；晋文公在梦中的活动，也就是祖先的意旨。由此可见，他们对梦的迷信，何等之深！

　　《左传》所记之梦，大多是诸侯公卿之梦及其将相臣僚之梦。当然，梦者当中，也有诸候的嬖妾和一般的小臣。但所梦的内容，也都因为与诸侯有关，才被记载下来。至于梦象和通梦者的情况，似比殷周时期要复杂。

　　第一类梦象和通梦者是神灵，有天、天使和河神等。第二类梦象和通梦者是“厉鬼”。“厉鬼”即恶鬼，据说绝后之鬼常为“厉”。

　　这类梦一般属于凶梦，而在梦中为“厉”者，多是梦者仇敌的鬼魂。

　　第三类梦象和通梦者是先祖、先君之灵。这类梦在《左传》中最多。如孤突梦太子申生、孔成子和史朝并梦康叔，鲁昭公梦襄公，韩宣子梦晋文公等。由于它们向梦者所传达的都是先祖先君的意旨，因而一般都是吉梦。成公二年记载，韩厥梦见其父子舆对他说：“且辟左右。”让他第二天在战车上不要站在左右两侧，他便站在中间驾驶战车追赶齐侯。结果，站在车左的人死在车下，站在车右的人死在车里，他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取得了胜利。

　　第四类梦象是带有象征意义的日月、河流、城门、虫鸟之类；通梦者虽未点明，终究只能归于神灵。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对于王候将相之梦的记载，完全作为一种重要史实或史料来看待。凡是前文记梦，后文必述其验。“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日：“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厂晋侯梦“大厉”，其验更神更奇。先是晋侯召桑田巫占梦，巫说：“看来，君王是尝不到新麦子了。”晋侯由此病重，求救于秦国著名的医缓。医缓未到之前，他又梦见两个小孩，一说：“医缓是名医，恐怕要伤我们，我们往哪里逃？”一说：“我们待在盲之上膏之下，看他把我们怎么办！”医缓到后对晋侯说：“病没有办法了。盲之上膏之下，泛石不能用，针刺够不著，药物也达不到。”到了麦熟时节，晋侯认为早先桑田巫的占卜是胡说，他要当著她的面口尝新麦。可是，刚要进食，肚子胀，进了厕所便栽到粪坑一命呜呼了。作者不厌其烦地记述事件过程，他到底要说明什么呢？显然，他要通过这些所谓“史实”告诉人们，梦的吉凶应验是注定的。谁也无法抗拒的。

　　《左传》对梦的记载，反映了那个时代占梦在社会上的影响。孔子虽称“不语怪、力、乱、神”，然对梦同样是很迷信的。孔子晚年曾经说过，“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应该说，这种哀叹并不是严肃地对梦发表什么见解，但确实包含著一种观念，即周公之灵不再给他托梦而提供新的启示了。孔子在行将就木之前还讲过：“子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中间。孔子说：“丘也，殷人。”他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而见馈食，以为是凶象。这也证明，孔子虽非事事占梦，然确实受到占梦迷信的影响。

　　到了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完全是一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智术谋略上的较量。由于人的作用得到充分的显示，元神论思潮空前活跃。由此，占梦在上层人物心中的地位急剧缩小。在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文献中，就很难看到哪个国君及臣僚以占梦决定政治军事活动。在思想界，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荀子，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韩非，以及道家的庄子、兵家的孙腹、阴阳家的邹衍，都没有流露出他们对占梦的迷信。当然，占梦在民间的影响肯定还是很深的。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占梦在远古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殷高宗要提拔傅说、周文王要提拔姜大公，都是只需说一个梦，就可以让一个平民做相国。这种事情不要说在现在，就是在秦汉以后的封建时代也是几乎完全不可能的。占梦的重要性到后来逐渐降低，除了其他因素外，在心理上的原因是，人们的心理离深层的集体潜意识越来越远，因而原始意象对人的影响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