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十一个善用取向治疗步骤之芭比的案例

　　芭比的案例

　　这个类似的案例记载于萨德（Zeig，1985c）发表的期刊中，关于一名神经性厌食症的病人。这个疗程的完整逐字稿记载于《跟大师学催眠——米尔顿·艾瑞克森治疗实录》( Zeig，1980a)一书当中。

　　艾瑞克森没有立刻同意治疗芭比。当她的母亲第一次打电话来时，他说他必须考虑一下这个状况；几天之后她再次打电话给他，当她打来时，他同意接这个个案，并告诉这位母亲带她的女儿来凤凰城。

　　在前两次的会谈期间，艾瑞克森问芭比大部分的问题都由妈妈代答。第三天，妈妈抱怨芭比半夜轻声地啜泣，吵醒了她。艾瑞克森面质芭比自己同意她该为这个错误受到责罚。艾瑞克森私底下要妈妈处罚芭比，罚她吃两个炒蛋。在同一次疗程，当时芭比也在场，艾瑞克森面质妈妈，要她让芭比自己回答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次疗程，艾瑞克森对芭比说许多关于生活情境的小故事，有一些故事和他自己的童年有关。然而，每则故事都跟食物有关。在来到亚历桑那两周后，妈妈提议和芭比到大峡谷去游览。艾瑞克森告诉芭比他应该照顾她的健康，要她答应每天刷牙，并使用两次漱口水。他告诉她可以用任何的含氟牙膏，但她打算用鱼肝油当漱口水。

　　接下来的一次疗程，艾瑞克森面质妈妈的体重。他说她的体重低于正常标准，同时给芭比一个工作：如果妈妈没有吃光盘里的食物，她要立刻通知他。有—天芭比说她忘了告诉艾瑞克森妈妈没有吃光正餐。艾瑞克森罚她们两个到他家吃起司三明治。

　　芭比和妈妈同意艾瑞克森的要求，她们要达到目标体重才能离开凤凰城。艾瑞克森建议了几个目标体重值，芭比挑了其中一个。当她们达到目标体重时，父亲和其他的家庭成员都来到凤凰城。艾瑞克森责怪父亲的体重低于标准值五磅，因为这对芭比可能是负面的示范。这里是他如何和芭比及其他家庭成员会谈的情况。

　　我把那两个年纪较大的手足叫进来，说：“芭比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他们说大概一年前。“她生病时是什么样子？”他们说：“当我们其中一个想要拿任何食物给她，水果、糖果或一份礼物，她总是说：‘我不配得到它，你们自己留着。’然后我们就自己留着。”所以，我把这解读为暴力行为，剥夺了宪法(constitutional)赋予他们妹妹的权力。我对他们指出：无论芭比如何处置礼物，她有权力去接受礼物。即使她把礼物丢掉，她也有权力去接受。“你们这些自私的人，只因为她说她不配得到礼物，你们就把礼物留给你们自己。你们掠夺了你们妹妹接受礼物的权力。”他们都得到了适当的谴责。我让他们出去，要芭比进来。

　　我说：“芭比，你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她说：  “去年三月。”我问：“你生病时是什么样子？”她说：  “嗯，当任何人给我食物、水果、糖果或礼物，我总是说：‘我不配得到它，你们自己留着。’。”我说：“芭比，我为你感到羞耻。你剥夺了你的兄弟姊妹和父母给你东西的权力。你怎么处置那些礼物没有什么差别，但他们确实有给你礼物的权力，而你剥夺了他们给你礼物的权力，我为你感到羞耻，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芭比同意她应该要让父母和兄弟姊妹给她礼物，并不是因为她必须要去用它们，而是无论她如何处置它们，他们都有给她礼物的权力(Zeig,1980a, pp.140-141)。

　　芭比回家后，寄自己进步的照片给艾瑞克森。在每一封信里，她都间接提到了食物．她的体重增加，且生活适应良好。

　　评论

　　因为我见过芭比，也和艾瑞克森讨论过，所以我能够自己评论这个案例。艾瑞克森之所以没有立刻答应见她们，很可能是想增加她们的期待和动机。当我问艾瑞克森为什么让芭比的妈妈替她回答了两天的问题后才面质她，他说他想等到和她建立起投契的关系，也希望在他进行介入之前，让她们的互动模式更为凸显。艾瑞克森在芭比面前策略性地面质母亲，是想要细致地改变芭比对母亲的态度。

　　芭比有一部份的价值观认为自己不配得到那些食物，好像她只配得到处罚，因此，艾瑞克森没有嘱咐芭比要为了摄取营养而进食。相反地，他将食物当成一种处罚。芭比接受这种介入方式，因为这和她自己的价值系统吻合。然而，当她将食物当成一种处罚时，她的身体却接受它成为营养素。

　　艾瑞克森用了多层次的散布技巧( Erickson，1966)来引发内在的连结。在他所说的故事里，他所散布的食物概念与不同的社会情境结合。他要芭比建立足够的正向连结，使得她能够开始替换不良的适应模式。食物将不再令人厌恶，也不再是种处罚。改变的发生是由于芭比能够掌控情境，她不是直接被告知何时和如何改变她的厌食症。在某些介入里，她被允许有更多替自己做决定的空间。然而，这只是“选择的错觉”。芭比的选择仍在艾瑞克森所设限的范围内，只包括对治疗有益的选项。同时，因为她认同当一个“好女孩”的价值，所以她有义务遵守承诺及服从“处罚”。

　　艾瑞克森所开立的漱口水介入处方是逐步改变的伏笔。他再一次让芭比同意去做符合她价值体系的事情。只要她不吞进去，让她用鱼肝油当漱口水是毫无问题的。然而，她没有意识到艾瑞克森处方里的策略性暗示。他正在松动她僵化的态度，开始控制她把什么放进嘴里。

　　由家庭治疗着手

　　艾瑞克森致力于改变芭比的社会角色，她是一名牺牲者，但她不承认自己是牺牲者的角色。艾瑞克森将她摆在迫害者和拯救者的位置(Karpman，1968)，让她留意母亲的“饮食问题”。

　　艾瑞克森对整个家庭进行治疗。然而，艾瑞克森并不同时见所有的家庭成员；他和他们分别见面。芭比很可能是遵照着父母在意他们自己体重的脚本，演出了一场夸张的模仿剧。因此，艾瑞克森责难父亲的饮食态度。

　　神经性厌食症的问题往往潜藏着许多被动性的议题，芭比的手足们由于被动而受到艾瑞克森的指责。他们不能再剥夺宪法赋予他们妹妹的人权。（选用宪法一词是因为它具有双重指涉，艾瑞克森不仅是指芭比的法律权，也是指她对于个人体型的主张权。）

　　艾瑞克森很高兴收到芭比寄给他的礼物和信件。他们持续通信，直到艾瑞克森于1980年过世。芭比的每封信都间接提到食物；她也寄给他一只苹果洋娃娃和一些用纸黏上做的花。我相信艾瑞克森把芭比的信和礼物当成治疗持续有效的“证据”。她不自觉的沟通讯息和许多艾瑞克森独到的食物暗示，在同一层面上相互呼应。

　　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多年以来，艾瑞克森太太一直和芭比保持连络，她在个人和社会方面都适应良好。

　　在乔和芭比的例子中，艾瑞克森运用了善用取向。此外，他决定了治疗目标，而非向病人清楚描述治疗契约。特别是在芭比的例子里，艾瑞克森进到他未获邀的领域工作，像是社交的范畴。他治疗取向的特色是：你可能不会得到你要求的一半，但你会得到议定的两倍。

　　艾瑞克森处理笆比拒绝接受“礼物”的方式，维护了她的自主权。她不需要吃光礼物，只需要接受它们，因为这种方式符合她的价值系统，她无法否认接受礼物是对的。然而，接受是让她有可能进食的正面步骤，正如先前所言，心理治疗是建立在微小的策略性改变上。我们留意到艾瑞克森面质芭比和其手足的并不是食物，而是“礼物”  ；食物本身并没有被强调，而是用不同的视角来呈现，也就是“礼物”。